重视营商环境建设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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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是基于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着力点。

营商环境提出的经济背景：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新变化

“营商环境”是2014年3月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使中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首选地。”当时，营商环境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外商投资，其经济背景是外商投资的新变化。

近十年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到2011年的快速上升期，外商投资从603亿美元，上升到1160亿美元，六年均增速超过13%。第二个阶段是从2011年至今的增速换挡器，外商投资从1160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349亿美元，七年增长还不到20%，年均增速仅为2.3%，远远低于同期GDP增速。

期间，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出现了-3.7%的负增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次亮起“红灯”。当时中国美国商会（ACCC）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外资公司感觉到在中国投资没有之前受欢迎。部分跨国企业受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等影响，也调整了在中国的业务布局，出现了部分跨国加工贸易企业，许多还是国际知名品牌企业，把生产线转到了其他国家。

四十年前，制造业产业链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开始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四十年后，“世界工厂”已经开始逐渐向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迁移的趋势。实际上，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产业纵深还有较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不少潜力，但是为什么这些产业，没有向中部和西部转移，反而向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转移，在这样的产业承接过程中，除了人力成本，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值得反思和优化的地方？

2014年“营商环境”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正是基于当时外商投资的新变化，强调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优化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稳定外商投资的中长期预期，激发外商投资的活力。

外商投资的新变化是营商环境提出的重要经济背景，之后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使得营商环境的内涵进一步扩大。

自2015年1月开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下行，2016年初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大幅下降。2016年2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从2015年同期的14.67%，骤然下降到6.87%，降幅过半。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固定资产增速，这在之前几年经济发展中是从未出现过，且当时增速差呈现扩大趋势。除了资本、土地等要素成本过高的累积效应，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因素？

2016年5月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这标志着营商环境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从稳定外商投资，拓展到了激活民间投资。稳定民间投资需要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在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同时，创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软环境。

重视营商环境的深层次原因：时代特征和产业逻辑

营商环境的提出有国内外投资增速变化的经济背景，而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时代特征和产业逻辑，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在工业社会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必要的技术支持，产业的聚集更多的是跟随着生产要素的地理分布。中国拥有着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加之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普及和应用，推动了中国经济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在工业社会后期，中国在走过经济的物质产品短缺阶段后，人们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转为医疗、教育、养老等美好生活需要。从生存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注重产品的功能到重视心理体验等需要的提升，使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是“硬资源”，而是技术、人才、流量等“软资源”，而软资源的聚集不再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多的是比拼营商环境的吸引力。

硅谷并没有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缺乏廉价劳动力，交通运输并不发达，却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代名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构建了创新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开放的政策环境等营商环境。在中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中，致力于“三通一平”的工业园区建设功不可没，但未来吸引创造型人才，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仅仅停留在园区建设、优惠政策、资源储备、人口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构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是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传统工业企业的重要竞争力在于成本优势、资源优势等硬资源，获取产品和原材料之间的利差。当前冶金、煤炭开采、建筑建材、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对于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下降，而5G、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精密制造等新经济产业，却显示出高速增长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都是以信息科技产业、现代金融产业、精密制造等新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传统制造业占比越来越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是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而新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技术、平台、流量、创意等软资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法治环境、政策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等综合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的长期性和迫切性

当前无论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都不再是简单拼政策优惠、拼资源储备、拼成本低廉的阶段，之后需要拼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化不是简单一次性达标的问题，不是一阵风。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是新经济产业对于经营环境的新要求，关系到经济发展质量、城市竞争力，以及产业转型的进度。

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有长期思维。政府的很多努力和探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同硅谷，从1951年斯坦福研究院的诞生，到1997年硅谷企业市值超过4500亿美元，成为美国新经济的引擎，用了46年的时间。

虽然积淀的时间相对漫长，但正是前期的准备，让硅谷成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如今，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全球高新技术的心脏。美国曾经的“烟雾之城”匹兹堡，也曾经面临过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煤铁矿石资源、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但匹兹堡及时调整了战略，着力营造以研究为驱动的创新环境，加大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设立“匹斯堡承诺”奖学金，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最终成功转向了教育、旅游和服务业，成为以新经济增长驱动的现代城市。

而那些错过了在20世纪中期，还在沉溺于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眼睁睁错过了最佳的转型窗口。2013年7月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宣布破产的最大城市。

优化营商环境要有危机意识。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换挡，但是产业更迭的速度却在加快。伊利股份从成立到2018年接近2000亿元市值，用了26年的时间；京东从1998年成立到2014年年上市，用了16年，目前市值接近3000亿；拼多多从2015年成立到2018年上市仅用了三年时间，市值已经赶上了京东的二分之一，达到了1700亿元。中国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类似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迭代期，在互联网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这次产业迭代速度可能会远远快于当时的美国。这也就意味着留给城市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能在新经济的爆发期到来之前，建立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可能会错过城市转型的最佳窗口期。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