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战略格局重组和“人类文明的未来”的跃升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改革步入深水区累积的矛盾日趋尖锐，文化安全风险凸显，防范意识形态颠覆和“颜色革命”的压力日趋增大。正是基于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着重强调了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这些论述的核心与话题的聚焦点多关涉主流舆论、网络、青年、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可以说，如何提升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将直接关乎对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有效化解。唯此，领导干部需要深刻洞察新时代文化特性及其显现形态，以及互联网和文化新业态日趋融合的态势，悉心领会信息文明时代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中的枢纽性地位，并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
一、充分认识和把握信息文明时代文化特点
一是深刻把握信息文明时代文化发展与新闻舆论传播出现的新特点。数字化条件下文化泛在式存在的弥散性特征，使其以杂糅形态把相互纠缠的社会舆论、网络、青年、精神信仰、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关联起来，并聚焦于日益凸显的文化安全问题，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发挥着枢纽性作用。虽然问题显现于文化现象，但侵蚀的却是意识形态，动摇的是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在根本上化解风险，厚植党的执政基础，需要着力以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引导、规制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性因素。当下，文化安全态势不容小觑，借助网络场域，披着合法性外衣依托市场逻辑的文化战争愈加赤裸裸、白热化，隐身于文化产业、文化贸易中的价值观竞争日趋激烈。信息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很容易遭受侵蚀，且往往是不自觉和悄无声息的，在“温水煮青蛙”中出现价值观颠覆。价值观内核的置换，通常不见烽火硝烟。“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示我们，“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很可能蕴含文化的弥漫性特征，特别是网络的泛在式存在方式，使得任何一个微小的“事”或“因素”都有可能酿成“事件”，甚至带来颠覆性重大风险。价值观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它关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实质上都是政治安全。就此而言，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有效防控意识形态、“颜色革命”重大风险，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执政能力考验。
二是深刻洞察某些流行的网络文化如何悄然地影响青少年的身份认同。网络特别是移动新媒体日益成为文化新业态的存在载体，某些数字化技术应用本身就是文化新形态，网络场域日益成为价值观博弈的竞争空间，某些新媒体的野蛮生长裹挟了无数青少年沉溺其中，很多青少年在网络场域中被牵着价值的神经，为一种扁平化力量所操控而不由自主地影响其身份认同，“我是谁”的问题凸显。互联网成为各种力量和价值观角逐的最大“变量”，国际反华势力寄予的“和平演变”与所谓的“不战而胜”，正在假借互联网兴风作浪，“网络自由”图谋的背后力量早已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波诡云谲，全球化运动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使得发生“颜色革命”的压力空前增大。2019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潜在性、枢纽性存在，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处于保障性地位，有着牵一发动全身之功能，亟须我们提高文化安全意识。
三是充分认识到网络空间的清朗、净化、充满正能量，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想长期执政必须过互联网这一关，第十二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放在《人民日报》新媒体现场就表明了我们党的意志和决心，展示了一个把握信息文明时代主潮、居安思危的大党形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未雨绸缪，彰显了一个政治家前瞻未来的远见卓识和高远的战略意识。这些启示我们，面对网络、青年的诸多不确定性及其滋生的文化安全问题，简单粗暴式管制思维、封堵与删帖行为已严重滞后于文化实践与网络发展态势，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体现社会主义活力的文化的繁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积极把握契合时代特点的网络文化发展大势，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信息文明时代，文化是网络的内容，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在数字化时代发生重大转变，被网络裹挟其中的青年人成为文化实践的主体，低门槛的文化实践，尚不健全、自律的网络文化生态，以及早已淹没于网络文化信息海洋的“把关人”，使价值导向问题变得严峻，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审美观日益紧迫，这种态势决定了文化安全的广延性，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已拉开帷幕。
二、提高领导干部文化安全能力迫在眉睫
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发展、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复杂态势和发展趋势要求我们，要以强有力的主流舆论增强新思想的感召力，以非传统思维和文化治理观念引导主流文化强势发展，在自由竞争和包容发展中增强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辐射力，使社会主义文化真正发展出引领文化多元格局的能力和实力。网络新媒体是一个价值观解构、重构与建构的场域，大众传媒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发展为市场竞争中不可小觑的产业，并日益向着更高价值链的商业银行和版权集团转化，“资本会说话”的逻辑在主导产业链布局中，以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贸易竞争操控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经济与文化的交融程度愈加深入，媒体的产业性质与文化价值意味更加凸显，这就是“文化热战”的现实形态。不同于“冷战”期间文化被视为意识形态对抗的载体和手段，被动地扮演某种积极性角色，当下的文化依托互联网的技术支撑、合法化的文化市场早已赤膊上阵，在文化博弈下掩藏着政治诉求，文化热点显现为社会思潮的剧烈激荡，文化与政治的交融空前加强，因而价值观安全被视为文化安全的重要形态，更是政治安全的现实形态。价值观安全关乎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更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政治安全。文化、青年、价值观与网络的深度关联，决定了使互联网空间实现清朗、净化，成为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与场域，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如何以“底线思维”提升应对文化安全能力，抓住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能力考验。
其一，增强主流舆论的强势引导力是关键。在实践中，立足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的基础上，把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媒体融合发展链接起来，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上连党心，下接民心，扩大地域覆盖面、扩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面，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使主流媒体形成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需要以现代传媒体系的建构为价值观传播的逻辑骨架，以主流价值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建构现代传播体系注入有感召力的内容和灵魂。在内容上着力彰显有民族气质和精神品格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追求，使主流文化价值滋润心灵，以可感的形式与韵味播撒人心，激荡人心向上向善，使那些优秀的诗词歌赋等数不尽的文艺经典润泽当代人的灵魂，使中国人的精神饱满充实起来，使社会文明风尚高扬起来，使蕴含当代中国人创造精神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以发自肺腑的文化获得感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豪感。提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要积极发展切近民族气质、契合时代特点、符合人类文明主潮的当代文化，依托发达健全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和健全的文化市场体系，在媒体融合中充分展示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风貌、良好道德追求的社会文明。
其二，契合新时代的特点，亟须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当下，意识形态越来越消融于文化实践，越来越显现于网络场域，亟须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中牢牢把握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服务，使媒体的人民性充分彰显。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求新闻舆论和文化价值传播植根人民的心理需求，植根人民的日常生活，植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植根人民的文化自主表达。随着文化安全问题凸显，网络舆情中各种非传统文化安全因素增多，需要高度关注网络和青年，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最好的守是进攻，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积极传播并以文化产品方式有效参与世界文化竞争，以强势主流舆论和现代传播体系为世界供给新闻资讯，才会有效提升中国文化的安全度，进而增强文化安全能力。提高文化安全能力，既要以“底线思维”着眼于消极防范，更要以“高线思维”着力于积极有效防控意识形态重大风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